辛老师搞了二十年心理学，是一个较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。使他叛变阵营的，是一门比心理学更实用的学问。由于这门学问目前还没有第二个人掌握，辛老师也还没来得及将其理论化，我们姑且称其为“意志学”。请注意，这里的“意志”与德意志没有任何关系。
如果解释意志学的原理，看起来会太像某种魔法甚至迷信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“这是一门直接将形而上作用于形而下的学问。”辛老师如是说。为免辛老师不满，在此我们干脆只介绍意志学的现象。
事件发生在辛老师去北京开会的路上。研究所为辛老师安排了高铁一等座，但辛老师因为在高铁站迷路而没有赶上，只好改签下一班。“一个半小时之后有一班，但只有二等座了。再晚就是明天。”窗口工作人员如是说。辛老师等不起，这个会议太重要了，他只好接受改签二等座。
高铁二等座，人生百态大剧场，儿童歌唱家温床。辛老师脑子里有很多理论，非常知道如何让五岁歌手闭嘴，但有一个前提，他至少得愿意听自己说第一句话。遗憾地，高铁二等座总是遗憾地，他不愿意，半句也不愿意，一个字也不愿意，一个齿音都不愿意。
辛老师看着五岁歌手头顶的旋，心想：如果能用我的意志替代他的意志，不仅是这个孩子，世界上99％的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。因为辛老师自认是一个道德非常高尚的人，如果由他来实施人治，如果由他来掌握绝对权力，世界也许比法治社会更先进。
五岁歌手突然安静下来。
五岁歌手问他的妈妈：“法治就一定比人治更好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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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之，意志学就是这样突然降临的。不要因为我在这里用了“降临”就以为这是一种魔法甚至迷信，“这是一门直接将形而上作用于形而下的学问。”辛老师才是唯一掌握这门学问的人，而我只是一个不完全客观的讲述者。
掌握意志学以后，辛老师对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有了更切实的认识。他对自己的高尚道德产生了动摇，也对法治的显著局限性产生了动摇。社会需要一些局限性，恰恰是这些局限性在维系社会的运转；如果让高尚道德自以为是地打破这种局限，才是对社会真正不可逆转的打击。
正因如此，辛老师不打算将意志学理论化，以免其他一些自以为高尚的人，急不可耐地证明自己的确极为高尚。
但他用意志学的方法为他的患者带去了幸福。那些苦于追求价值的，他让他们相信价值无用；那些沉溺于过往不幸的，他让他们只看见以后；那些无所寄托的，他让他们干脆热衷于心理学。——最后，再将一切归功于心理学，使意志学不必被暴露。
当然，为了不至于享誉世界，辛老师还是在每个患者头脑里种下乐于思考的种子，以使他们在日后某一天精神疾病复发。